因传承管理实践与研究的需要，“读史”成了我们知识素养中的一种“习惯”。
比如，读“明史”给我的印象是，明朝的中国，犹如一个封建大家族，皇帝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这个“大家族”中，民族的发展意愿和格局是皇帝个人人格的延伸。这种强大的潜在倾向有时候会阻碍这个民族前进的过程。但是，如果运用恰当，也会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动力。
换言之，在这个“大家族”与世界互动、博奕、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反省。因为它所有的荣辱兴衰，无不与人类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固有逻辑相生相长。
探索时代的竞争成长逻辑，向我们展现了商业文明的曙光。作为百年家族文化的倡导者，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一个真正百年家族形成的理性判断（用一个当今最为流行的述语来说，这就是百年家族的DNA），是一个包括了家族使命承诺、家族文化环境、家族人才管理、家族财富管理的四维结构。
这是一个商业时代企业与企业家族持续健康成长与永续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模型。这个被企业界、媒体称之为百年家族缔造“程四化法则”的四维结构，已经成了今天中国家族企业开展传承管理成功计划时，普遍应用的管理工具。
使命承诺决定未来的结果
在大风席卷的里斯本港口山巅上的卡斯特洛•圣乔治，新加冕的葡萄牙国王授权达伽马带领4条船组成的船队，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与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相比，船都很小，所有4艘船或许都可以轻松地装入郑和宝船的舱内。船员也不多，仅170人。但是，他们的使命却是“展开探索之旅并寻求香料”。
15世纪中期，香料这一当时极其有利可图的贸易，通往欧洲之路的最后一段航路（陆路），被牢牢地控制在土耳其和威尼斯人手中。葡萄牙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发现另一条香料之路，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那么这个贸易就属于他们的了。令中华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是，这却是使整个世界向西方倾斜的开始。
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就显得不那么“伟大”了。有史料记载，这些航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前皇帝，以及随其一块消失的传国玉玺——不管永乐皇帝是试图为篡位而赎罪，还是想掩盖其篡位的事实。也许这不是他的真实动机。但是，事实上，这个皇帝最关心的显然不是如亚当·斯密后来所理解的贸易。而是“要出使那些（野蛮人的）国家，给它们赠送礼物，通过展现我们的实力改造它们”。永乐皇帝送“礼”所希望获得的回报是，使那些外国统治者像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那样，向他朝贡，并因此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
文化环境催生优势价值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西方对东方的优势不止一个。但是，真正开始使西方超越东方的一个优势肯定是推动探索时代来临的激烈竞争。对于欧洲人而言，远航绕过非洲，并不是为了国内自大的统治者寻求象征性的贡品，而是为了超越其竞争对手——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
在探索中的竞争是进步永远的动力。而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又使这种持续的探索竞争成为了可能。竞争的必然结果却是推动机制的创新，继而带来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廉。所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自由与开放是强者的生成环境。
个性化培育了创新精英
尼尔•弗格森指出，与欧洲那张修修补补、五颜六色的“被子”相比，东亚至少是一张巨大的、单色的“毯子”。长城、紫禁城、大运河……成了中国大而一统文化特性的例证。
然而，最为本实的象征案例则是，中国自上而下儒家官员的管理。这些官员是从最为苛刻的考试体系中被选拔出来的。而考试内容则重在儒家的四书五经。要记住多达431286个让人糊涂的汉字，再加上要写出极为僵化的八股文。很显然，这种选拔制度保证的品质便是顺从和谨慎。
科举考试虽然竞争异常激烈，但这种竞争绝对不是那种推动创新的竞争，更谈不上什么变革的需求了。占据中华文明关键地位的书写语言，其创设的初衷原本是在于催生“操守精英”，并将广大民众排除在外。因此，在明朝的中国，遵循中庸者甚广，而创新之人却是极为鲜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相互竞争的语言体系。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不仅是精英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对于那些只接受过简单初级教育的广大民众而言，也同样适用。事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而绝非抱残守缺的“奴才”。因此，
事业欲望破解创富密码
终止了对事业探索与追求的欲望，就意味着开始终止了对过往的成就与辉煌。然而，我们曾经一度沉醉于这个伟大国度过去的辉煌太久太久。
的确，作为东方卓有成就的民族，在明朝很久以前，中华文明一直不曾放弃过利用技术创新来领先世界的事业。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1086年，苏颂装入擒纵齿轮装置，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时钟。这是一个高达40英尺的精密仪器，不仅有计时功能，还能据此记录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直到一个世纪后，诺维奇、圣奥尔本斯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首批天文时钟被建好使用之前，英国根本就不具备准确率哪怕稍微接近的钟表技术。
——大家非常熟知的活字印刷技术，虽然一度被视为是15世纪德国人的发明贡献。事实上，这种发明于11世纪的技术，在传入西方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广泛使用了。
——当英国人为他们的农业开创者于1701年“发明”了谷物条播机而欣喜时。中国人在此2000年前，就发明了谷物条播机。作为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关键工具的罗瑟拉姆犁，也是先由中国人发明的另一种创新工具。王祯在1313年写成的《农书》介绍的工具都是西方所未闻的。
——工业化革命也是更早地在中国出现萌芽。融化铁矿的第一架鼓风炉也不是于1709年在科尔布鲁戴尔建成，而是在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全球最古老的铁链吊桥不在英国，而在中国，其建造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65年，其遗迹在云南省仍然可见。
中国的其他创新发明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创造的欲望一直延续到明朝的永乐皇帝，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时的中国似乎做好了准备，将取得又一轮的技术突破。这轮以郑和下西洋的探索行动为标志的创新高潮，不仅使永乐皇帝成为了中国之主，还有可能使之成为全球的主人。
然而，诚于前文所述，随着永乐皇帝的继承人突然取消了远洋探索事业，这轮伴随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带来的经济益处也就微不足道了。
而此时，位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西欧人，更关心的是新的经济契机——商贸和实业。他们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支远征队拜访乾隆皇帝，试图说服中国人打开国门，展开对外贸易，但毫无结果。他们带来了丰厚的贡品—— “有助于说明、演示科学原理的范围广泛的设备”。然而，这位年逾80的皇帝及其臣子对西方文明的这些奇特发明毫无兴趣。随后，这位古董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一个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从此逐渐沦为敌视其它民族创新的“中庸之国”。直到1842年，当英国皇家海军用炮艇叩开中国5个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我们的国人还昏昏欲睡了许久许久。